而你身后是一个企业

2020-05-20 00:40

8月15日财新网发表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袁绪程撰写的《企业家的不安源自哪里?》,文章认为:中国企业家从事经济活动,在考虑其经济风险的时候,还需要考虑政治风险。造成企业家锒铛入狱的,往往是后者。因为在企业家的生产活动中,存在着很多灰色地带,地方政府因为各种原因很多时候会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,甚至鼓励企业家投身其中,企业家有了政府的支持自然是一路绿灯畅通无阻,但是法律的权威却被严重破坏。以曾成杰案为例,如果只是造成了经济损失,没有后来的大批集资者冲击火车站,造成恶劣的政治影响,相信他还不至于落到这一步。

更有网友说:按照现行法规,余额宝正使马云走在通往监狱的路上。所以无论是柳传志的明哲保身论还是王石的自救论,都透露出企业家集体遭遇群体性不安的心理。这种心理源自哪里呢?

其实,关于企业家在面对当下环境时的态度、选择问题的讨论从6月就开始,源自联想控股董事局主席柳传志在一次小范围的谈话中表示:从现在起我们要在商言商,以后的聚会我们只讲商业不谈政治,在当前的政经环境下做好商业是我们的本分。此言论在有“中国企业家facebook”之称的社交网络“正和岛”内部传播后引发争议。

文章表示:企业家不能做公共知识分子。企业家对法治、秩序、理性有天然的支持。只要有足够多企业家存在,对政府的权力就有约束,但更多时候,我们不应该跳出来说话。我们也有很多想法,究竟是选择说给所有老百姓听,还是去跟我们的智库说?我们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智库去说,这是企业家成熟的做法。当然,企业家要保持对一些认为需要建议的地方、需要批评的地方发声。企业家要坚守“三性”原则:第一叫批评性;第二是建设性,不破坏,动机和方法都是建设性的;第三叫专业性,每个企业家都有自己的专业领域,怎样来建设呢?用专业能力来建设。比如我是做不动产的企业家,我就研究公共物业怎样更有效,我不能去研究军队怎么打仗。

有人调侃:“中国的企业家不是在监狱,就是在通过监狱的路上”,在中国做生意,企业家似乎身处法律的“地雷阵”中,以至于“人人都是带罪之身”。这些言论或许有些夸张,但却反应出企业家面临复杂的经营环境。京衡律师集团董事长@陈有西:决非危言。仰融、牟其中、顾雏军、兰世立等案的致祸路线,就会知道今日司法在行使着土改打土豪时代民兵连长的功能。

在社会变革期或者说是当下的社会转型期,中国的企业家到底该扮演什么角色?在近百年的时间里,一批批民营企业家很快崛起,但又很快衰败,关键在于中国社会转型总也转不过来,企业家的选择空间很小,主要靠政治家来解决。

知名it经理人王冠雄为英国《金融时报》中文网撰稿《我为何对柳传志和马云失望了》一文,文章指出:在社会剧烈转型期的中国,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。大众对超级公众人物都有一个期待:有所担当。这也是为什么这两位改革开放30多年来分别代表传统行业、新经济的教父级人物近期双双被批的原因。能力越大,责任越大。没人可以逼你做什么,但你至少可以选择不做什么。

学者@孟彦弘:要组织自己的行业协会如商会,否则自救难以有效操作。

2013年8月13日在天则研究所召开的“中国民间金融与企业家生存环境研讨会——曾成杰案分析”上,万科董事长王石呼吁企业家注意自我更新,反省当前环境,该发言时不要沉默,并与民间智库、法律界合作建立企业家犯罪自救基金。演讲全文在微博刊发后引发众多企业家参与讨论。

中国企业家只要经营五到十年,列上五个罪名,量刑搞到死刑一点问题没有。如果想用公检法的力量来剥夺一个企业或富人的财富,只是分分钟的事。如《财经天下》刊发的文章《吴英提醒:中国生意人十宗罪》指出:中国的《公司法》对注册资本作了硬性要求,如果你想成立一家有限责任公司,需要注资10万元;你的公司要想向社会发行股票,注资额度就提高到500万元;你又想让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,那就需要注资3000万元。高门槛让一些人退缩,也让另一些人铤而走险。据非官方统计,中国企业有90%注册资本不实。即使你成功设立了企业,由于中国对民间融资严格限制,“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”、“集资诈骗罪”也很容易找上门来。远有农业企业家孙大午,近有东阳女富豪吴英。经济学家张维迎就认为,吴英案说明中国的市场经济是建立在“特权而非权利”的基础之上,“非法集资罪”与当年的“投机倒把罪”没有两样。

康恩贝集团董事长胡季强很认同周其仁教授的观点:企业家作为公民,可以参与社会,有自己的政治倾向,可以参与大环境改善,但好比滴墨入海,影响有限。而你身后是一个企业,有那么多员工跟着你,责任重大,所以最重要的是做好企业家角色,多为产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,多为企业改善小环境,把自己的企业做强做大。

更有网民言辞激烈地指出,此时此刻的中国,柳传志之说实为新版“莫谈国是”。

厦门大学公共事物学院@赵萌_找梦:虽然王石谈的是企业家自省和自我更新,但也可以看出,他话中的左右逢源的中庸之道。先找自己的问题,敏感问题不展开,呼吁自救,不给政府添麻烦,但政府不一定都是对的。是很好的学习材料。

袁绪程指出,企业家的不安其实还是来自法制不健全和法律权威的不足,如果判定企业家的活动是合法还是非法靠的是政策而不是法律,企业家自然是要不安的。而法律的权威首先需要政府和执法部门来维护,为了经济利益执法不公,法律就会沦为官方追查企业家的工具。

不过令人高兴的是,以万科董事局主席王石为代表的另一批企业家则拿出了态度。王石公开称,“检讨重庆事件:在唱红打黑期间,一大批重庆工商业者被强制关进牢房、没收财产,生命尊严也失去了法律保护,甚至被告的辩护律师亦被冤屈判刑入狱。我采取了不吭气的态度。反思:是懦弱错误的行为。对违反法律,侵犯财产、侵犯生命的权力部门应该明确态度:不! ”

@仁者自由:沉默不是金,也保护不了企业家的利益。当沉默成为习惯,企业家们只是一只只肥硕的羔羊,根据大灰狼的需要随时宰杀。为了自己的利益,为了民族的利益,企业家们不要再保持沉默!!!

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的文章《企业家慎言不是犬儒主义》 则表示:怎么表达意见,怎么实现表达的形势,要认真谨慎地思考。无论中外,企业家都有很强的政治倾向。因为企业家同时也是社会成员,也是一个公民。但是,企业家在发挥公民诉求时,有一点不同,因为一个企业跟着你,还要考虑这么多员工每天如何过日子,责任非常重。社会是有分工的,你可以表达你的政治倾向,但这个东西是有后果的,政治当中也会有各种各样较劲的事情。当你要同时承担两个以上的角色,就要当心考虑中间的平衡。越是小环境,越要把自己看成是其中一个积极的组成部分,因为你怎么干对小环境都有影响。对于大环境,把重百来斤的东西都放上去,影响很小,所以要做智慧地区分。

对此,两图表反映出:1.在网络世界里关于企业家态度、选择讨论的远远多于传统媒体的新闻报道。2.王石观点引发的舆情热度远远大于柳传志的5倍之多。网友普遍认同王石的提法。

首发于2013年3月号《决策参考》的万通控股董事长冯仑文章《再谈社会变革期的企业家选择》中提到:作为买卖人,我们不能总抱怨环境,而要在可能的空间里做到最好。我认为中国社会转型分为三个阶段:第一阶段是社会改革,第二阶段是政府改革,第三阶段才是政党制度改革。我们现在能做的是社会改革和政府改革两部分。作为企业家,我们很不赞成现在讨论这么多政党改革的事,因为没法改,这事怎么改?把社会改革的事继续做好,再过10年,剩下的事就自有办法处理。

同时提出了企业家需要从四个层面来反省,以及企业家最不能干的两件事情:第一就是坚决不和权贵结盟,干不利于社会转型的事情。第二呢,就是不参与群体政治恐惧的制造、传播和蔓延,不在其中推波助澜。

棋盘投资@马宏:“兔死狐悲”的王石面对曾成杰案,号召企业家自省、自我更新和自救;“在商言商”的柳传志面对纷繁复杂的现实,号召企业家不谈政治。两种态度区分出了企业家与商人的差别:没有社会责任和承当的商人根本称不上是企业家!“不能因为避免引火烧身而选择沉默,不能因为觉得没有损害到我而惹不起躲得起”。

当然也有观点更旗帜鲜明的, 8月14日共识网发布了李岷文章《中国企业家能不能谈政治?》,文章提出:不要再鼓动企业家去多谈政治吧!不要再把这称为犬儒。一个急迫需要企业家来声张正义、谈政论道的社会,终究是一个政治不健康的社会,而一旦这种诉求成真或普遍流行开来,这个社会会错位得更加厉害。从技术角度说,有多少企业家对政治或其他公共议题能深刻、准确的把握?中国社会在这方面的信息本来高度不对称,企业家或许掌握的信息比普通民众多一些,但又能多多少?第二点:这些成功人士在过去几十年所接受的教育,形成的知识与思维框架,是否有助于他们面对大众,能给出足够清晰、准确的公共事务判断?这与民众对柳传志们介入公共话题的渴望有很大差距,对复杂微妙公共话题的谈论,并且表达出足够有见解与影响力的观点,靠当下大多数知名企业家的的知识积累,是难以完成的。

王石从自己对薄熙来的认识和反思谈起,称企业家应该反思薄熙来案,认识到当前环境下企业家已经不能避免引火烧身,沉默是躲不过去的。该说的时候,一定要发出自己的声音。另一位企业家柳传志则提出的“在商言商,只讲商业不谈政治”。相较两者的言论引发网络争议。企业家、“岛民”王瑛提出抗议:“我不属于不谈政治的企业家,也不相信中国企业家跪下就可以活下去……为了不牵连正和岛,我正式宣布退出正和岛。”在她看来,柳传志可以不说话,但不应该“以其影响力说这种话”。

北京中恒聚信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瑛在ft中文网发布的文章《为中国呼唤公民企业家》中主张:企业家应与权力切割、在阳光下生存和成长。现实是一方面,已经有很多企业,完全把自己放在阳光下生存和成长,取得了成功。另一方面,和权力结盟的苦果、恶果,虽然可以在很短时间内实现原始积累,但等在后面的是监狱,类似这样一些事情,在全国各地都有发生。所以,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、教训,都告诉我们,必须和权力做切割,不仅有必要的,更是可以实现的。当然和权力打交道,不一定就见不得阳光。体制里面有很多人是规规矩矩做事情非常努力地做事情的。一个企业家,他的本分,他的本职,他的专业,就是要把企业做好,所以让企业在阳光下生存和成长,就是作为企业家,对于社会转型最重要的支持。